纪念《群己权界论》汉译本出版104周年

作者：刘海涵 

       蔡元培先生在《五十年来之中国哲学》中说，近50年来介绍西洋哲学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蔡元培先生故去已有六十余年，时至今日，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近百年来以西洋哲学启蒙国人的“要推侯官严复为第一”。晚清末世，西学东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受到了自佛教与耶教东来以后的第三次大冲击。梁启超先生曾说过，洋务派及维新人士所译介的西方思想是杂乱无章的，只有学贯中西，精通英文与汉语的严复为坐井观天的中国人送来了精确而又全面的新思想。美国汉学家庞百腾（David Pong）教授在《沈葆桢与中国近代化的尝试》中写到，1867年2月，由左宗棠奏请创建的福州海军船厂刚在马尾摊开基础工程，国外聘请的工程技术人员还没到齐，但福州船政学堂已在福州城南的旧庙里开学了。这时，离皇上批准建厂的1866年6月才几个月时间，左宗棠已被调任陕甘总督，去镇压西北回民起义了。左临走前保荐原江西巡抚，也就是林则徐的外甥加女婿沈葆桢负责他的造船事业，于是，皇帝便顺水推舟地封沈为“钦命福州船政大臣”。翰林出身的沈是福州候官人，其时四十来岁，正在家丁母忧。沈的办校方针是与左一脉相承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要在几年时间里把洋鬼子的造船与驾船技术学到手，还要训练出自己的近代化海军，这是“自强运动”的希望工程，皇上与老佛爷可能不大明白，但左、沈等中兴名臣是非常明白的。于是办在庙里的福州船政学堂分法语分部与英语分部，不仅学外语更要学练钢与造船。三十名学员多数是当地的清贫子弟，他们偏离科举之道学军事，多半是奔着免学费包食宿包看病的优渥待遇去的，每月还可以领到四两银子贴补家用。其中就有林则徐的孙子林泰曾，还有一位刚死了父亲的贫家子弟严复。

严复于1877年被公派到英国留学，他在英国留学期间，认真学习西方政治与社会理论，目的是要寻找富国强兵的方法。由于他受儒家传统文化的薰陶，所以习惯于用中国的观念来看待西方的“新学”，因此，他是个价值取向十分矛盾的人。严复于1880年起历任北洋水师学堂教习、总教席等职。北洋水师甲午战败对他产生强烈剌激，他开始倒腾办报纸、办学校、写文章与译书，总之是要向国人倒腾西学，还要向皇帝上书鼓吹维新救亡，因此，他一生中的最大功绩就是在译书与启蒙同胞。他从1895年起，陆续译出《天演论》、《原富》、《群学肄言》、《社会通诠》、《群己权界论》、《穆勒名学》等涵盖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法律学与哲学等基本学科的西方名著。将西方近代人文理论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使中国哲学有了脱离经学窠臼的基础。他捣鼓成汉字的《群己权界论》将自由与权利的概念输进了中国，对中国人的价值观产生了既深刻又长远的影响。毫无疑问，严复是近代中国最伟大的翻译家与启蒙思想家。

《群己权界论》就是英国哲学家、逻辑学家、经济学家约翰·密尔（也译穆勒，为了与其父区别，也称其为小穆勒）的名著《论自由》（《ON LIBERTY》）。它出版于《共产党宣言》问世之后的第10年，即1859年。《共产党宣言》也强调“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前提”，但它又强调无产者之自由要建立在消灭剥削制度之基础上。严复于1903年（光绪29年）将《论自由》译成汉文，并在临出版之时为译著取了一个非常贴切的书名《群己权界论》。有人认为严复以“权界”来代替“自由”是对原著的误解，也有人以为他是故意偷换概念。后一种观点认为：严复与密尔所处的文化环境根本不同，严复本来是深受儒家思想薰陶的，他的价值观仍是以纲常伦理为本位的。密尔的《论自由》是探讨政治知识的，而严复却把它误读成功利主义的道德文章，于是，他把个人自由当作实现国家自由（独立）与道德救亡的工具，他的“个人权界”当然是一种要受国家利益限制的对象，因此，严译与原著所提倡的价值观正好是南辕北辙的。还有人认为，这种译法完全是找不到恰当词语引起的，因为当时的中国人根本不习惯“自由”一词，只有汉译佛经里有“自在”一词，选择“权界”是一种折中的办法。但不管怎么说，《群己权界论》的出版是中国思想文化史上一件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该书当时由商务印书馆首次出版，后来曾经再版。胡适在回忆中强调说，他到美国留学前，也就是在南洋公学时期就读过该书，可见该书对他确立自由主义观念影响很大。1959年，商务印书馆又出版了程崇华翻译的白话本，这时中国仍处于反右派的晚潮之中，它可能是被当作教育知识分子的毒草而出版的。

其实，《论自由》是一本字数极少的小册子，译成汉语白话不到十万汉字，要是像严复那样译成文言的话，那么，它的字数就更少了。毫无疑问，《论自由》是属于西方近代政治学名著，但它对人类政治及社会思想的影响是跨时代的，罗尔斯的《正义论》也有它的影子。密尔在《论自由》的“引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该书主要是探讨公民自由或社会自由的，其实，它着重探讨的是思想自由、言论及讨论自由、公民个性发展自由与政府或社会的应有权限。密尔为公民社会预设了许多保障个人自由的原则，他提倡以现代所流行的宪政模式来限制政府公权力，从而达到保障公民自由的目的。而实现宪政与普选的基础是先保障公民的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与讨论自由，任何公民只要他的思想与言论没有危害他人的权益，政府就不能以强权压制不同意见，社会与公众也不能以舆论优势压制少数异端，自由的前提就是要建立保障每个人可以自由发表意见的政治原则，无此便无自由可言。密尔在讨论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的矛盾时，说了一句非常著名的话：“我深信基督教体系也不能独外于这样一条规律，就是说：在人类心灵未臻完善的状态下，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见的分歧。”言论与讨论自由不仅是一种天赋权利，更是公民社会不可缺少的要件，是保障公民拥有自由及尊严的基础。

过去我们总是以阶级性来贬低密尔对人类思想文化的贡献，其实，密尔所强调的原则正是人类普遍理性在那个时代的体现，至今对于我们建设公民社会仍有重要意义。其实该书在讨论公民自由个性时反复提到中国，对中国社会用习俗异化国民个性，提倡一夫多妻与妇女裹脚等陋习大加诟病。在最后一章里，密尔还在批判政府因过度垄断权力而造成社会自治机能与活力衰竭的恶果时，顺便批判了俄罗斯与中国的官僚专制体制。他写到：“试令没有政府来管他们，美国人的任何一个团体都能即时组成政府，以足够的智慧、秩序和果断来进行那个或任何其他公共事务。凡自由人民都应该是这样；而凡能够这样的人民必定是有自由的；这样的人民永不会因有什么人或者什么团体能够抓住并控制住中央管理机构就让自己为他们所奴役……中国的一个大官和一个最卑下的农夫一样，同是一种专制政体的工具和仆役。耶稣会的一个个别会友乃是这社团的最卑微的奴隶，虽然这社团自身却是为成员们的集体权力和地位而存在的。”

密尔还强调：“在政府现有职能之外的每一增加，都是以更加扩大散布其对人们希望和恐惧心理的影响，都足以使得活跃而富于进取性的一部分公众愈来愈变成政府的依存者，或者变成旨在组成政府的某一党派的依存者。假如公路、铁路、银行、保险机关、巨大的合股公司、大学、以及各种公共兹善机关等都变成政府的分支机构；再假如市政公会和地方议事会以及现在传留给它们的一切也都变成中央行政系统的一些部门；又假如所有这些不同事业的从业员都由政府来任用和支付薪金，因而其生活上的每一提高都要巴望政府来赐予；那么，即使有一切所谓出版自由和平民的立法组织，也不足以使这个国度或任何国度成为一个名符其实的自由之国。”这就是说，天下之大害在于权力过于集中也！”

一个民族最宝贵之精神财富即是以价值体系为核心之思想文化，人类虽都具有基于恻隐之普遍理性，但在普世价值未达成之前，各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体系。中国自汉武帝独尊儒家以后便逐渐形成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价值的伦理观，儒家认为纲常即天道之体现。“夫礼，先王以承天道”，礼是维护纲常的秩序或规范，所以也是天道。其实，儒家的纲常伦理是由宗法社会之宗族伦理发展而来的文化，周王室即是大宗主。所以儒家的纲常伦理渗透到政治层面就形成化家为国之礼治规范，儒家希望这种礼治模式能教化《尚书·禹贡》所规划的“天下”，最后实现《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天下为公”之“大同”社会。然而，纲常伦理却让中国社会在“一治一乱”的怪圈中兜转了二千余年，就是到了洋务运动时代，早期启蒙者郑观应等人仍是死抱这种价值不放。他们仍以纲常为体来介绍西方的政治与社会制度，甚至认为西方的科学技术也是源自中国，因为中国求“本”，所以将“末”让给西方去捣腾去了。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说：“夫道，弥纶宇宙，涵盖古今。成人成物，生天生地。虽《中庸》《周易》已详，要非俗儒所能知，亦非后天形器之学所可等量而齐观也。《易》独以形上形下发明之者，非举小不足以见大，非践迹不足以穷神。自《大学》亡“格致”一篇，《周礼》缺“考工”一册，古人名物象数之学流徒而入于泰西。其工艺之精，遂远非中国所及。盖我务其本，彼逐其末；我穷事物之理，彼研万物之质。” 真是昏话连篇！

严复的伟大就在于他能够自觉地将西方的人文思想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为中国人确立了“自由”这一具有划代意义的观念；为拿着老黄历过新年的中国人阐明了“物竟天择”的大趋势；为中国传统哲学脱离经学窠臼提供了新方向与新方法；为中国传统文化开出了一付能够涤肠清胃的猛药。《群己权界论》的译文虽有局限，但它在中国思想学术上起了抛砖引玉的作用，开了一代新风，让中国人越来越明白：要终止圣贤政治所带来的一治一乱恶果，首先要建立起能够确保良心自由、思想自由、言论自由、讨论自由与个性自由的政治原则。遗憾的是，严复终究是属于旧时代的知识分子，辛亥以后，他又沦回到提倡尊孔读经与拥护帝制的老路上去了。因此，他虽然强调救亡图存要从“开民智”做起，但他并没有用人家白话小说的大众口语来翻译西方名著，而是追慕秦汉文体，用桐城派古文来翻译西方著作。后来，当梁启超与胡适批评他的译文让青年人读起来太佶屈聱牙时，他辩解说：“理之精者不能载以粗犷之词，而情之正者不可达以鄙倍之气”。意思是说，这么高深的理论当然要用“典雅”的古文体来翻译了，他还说，大众是看不懂我的译著的，我的译著只是让士看的。严复的意思是：只有士的觉悟，才能唤醒大众的觉悟。

然而，事实又是如何呢？一百零四年过去了，中国人为“自由”两字死而不厌地鼓捣了一世纪，严大人所译介的《群己权界论》也反复出版了好多回，新中国在反右派之后的1959年也出版了由程崇华翻译的《论自由》，然而，七年以后却又出现了文革，时至今日，言论自由仍是中国人民需要鼓捣的项目，而这个项目就与严复的翻译有关，为此我们要纪念他与他的译著，感谢他向中国人民传达了这样的道理：“在人类心灵未臻完善的状态下，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见的分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