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读出别墅来的国学大师

刘海涵

李敖在回忆录中说钱穆的学问是越做越庸俗了（大概是这个意思），李敖年轻时曾在台北的徐复观家中见过钱穆（小李子与徐复观的儿子是同学），钱穆勉励过当时还是小李子的李大师，后来还从香港寄信来给小李子，总之是要小李子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但心比天高的小李子根本看不起钱穆，觉得他庸俗。不过，俺认为不管钱老夫子庸俗不庸俗，他的为人和求学问之精神还是可取的.俺认为钱穆之为人要比李大师知书达礼，规矩厚道。俺佩服钱穆的另一个原因是：钱老夫子读书竟读出别墅来，而且是食税于民的党送给他的光荣物业，乖乖，这可不是开玩笑的事。当然彼党非此党，但只要是别墅，管他奶奶的是黑党白党，住了再说！所以俺特佩服钱老夫子。1967年钱穆从香港移居台湾后，蒋介石曾送给钱一幢别墅。那就是位于台北双溪的一幢有庭院的别墅，钱老夫子颜其额为“素书楼”。无独有偶，刘炎生先生著的《林语堂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4）载，早在1966年6月，林语堂夫妇由香港移居台湾后，老蒋在阳明山为林先生建了一幢别墅。1976年，林在香港死后就归葬到那幢别墅的院子里。占岛为王的老蒋同志肯送别墅给这些臭老九，确有“礼贤下士”的古王之风范。那时，大陆正在轰轰烈烈地搞着文革，假如钱、林是在大陆，恐怕要跟季羡林一样，只有牛棚侍候。

当然，受蒋送别墅的学者，既要在价值取向上受蒋的认同，又要在文化、学术上有杰出贡献。大概是老蒋觉得用三民主义对抗马列主义火力不够，因此非祭出祖宗的礼教法宝不可。这是用文化对抗文化的策略，而钱、林等学术名流皆被老蒋当作文化对抗中的马前卒。虽然钱、林都是国学大师，然而求学之途迥异。林的姐姐曾牺牲自己的上学机会，凑钱供林读书。林父是闽南的农民基督徒，所以，林先考取的是上海的教会大学，后来又出洋留学（曾受胡适资助），走的是洋科班的路线。其实，不计林的学术成就和林对中西文化交流所作的贡献，也不计他在海外发表演说宣传抗战，光凭他在1959年曾反对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康隆报告”这一点，老蒋也该送林一幢别墅，因为该报告的目的就在于制造两个中国。再说钱穆先生，不计他那辉煌的学术成就，光凭他那锲而不舍的自学精神，老蒋也该奖他一幢别墅。生于无锡乡下的钱老夫子以初中未竟之学历，在胡适和顾颉刚的发掘下，由小学教员进而为中学、师范教员，再进为燕大、北大、清华之讲师、名教授，最后创办香港新亚书院，入选“中央研究院”院士。

毫无疑问，钱先生是自学成材的典范，不计他在政治观点上的局限，就他的人品、学问与别墅而言，都足令后人高山仰止。　钱先生著作等身，台湾联经出版社出版的《钱宾四先生全集》共五十四巨册，一千七百万字。俺对钱先生之大名早就如雷贯耳，然而读其著作只是近年来的事，虽然所读文字不及其全集之万一，但受益不浅。1998年秋，俺在一处书城的隔壁居住，上班时间也可逛书城。俺便抽时间读了他的几本小册子：先读《国史新论》、《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后来又读了《朱子学提纲》、《论孔子》、《宋代理学三书随扎》、《近三百年学术史》（是借鉴梁启超的同名著作写的）等。钱先生推崇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中的理性建构，强调人事是活的，制度是死的，制度和人事必须谐调，反对一味抄袭西方政制（这话显然有其合理成份，但也正中老蒋之下怀。俺怀疑钱要是在大陆说这话，党也要送套房子给它）。早在抗战时期，钱老夫子就在昆明讲《国史大纲》，以颂扬传统文化来激励学子们的爱国精神。他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用不到十万字的篇幅，浓缩了历史上论政制的“三通”和各代史实（三通：唐《通典》、南宋《通志》、元《文献通考》）。论述了汉唐宋明清五代的政治制度得失，使读者对中国历史上的政治制度嬗变有个基本的轮廓。该书探讨了唐代三省六部制度中的中书、门下、尚书三省对于制约皇权所起的作用。从书中俺们可以看出：中国自唐及清，皇权专制愈演愈烈的过程正是三省逐步消亡的过程，至洪武13年（1380年）明太祖杀宰相胡惟庸（有人论证说胡是通日的汉奸，多半是冤枉），废中书省（门下省早就没了），并将尚书省拆给六部，再到清代雍正设军机处，独揽朝政，失去三省掣肘的皇权进一步恶性膨胀。因此，儒家的“民为贵”理想在皇权的淫威下彻底化成泡影。《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其实是钱老夫子五十年代的讲义，特点是通俗易懂，看他的书，就像听他在循循善诱地讲学。假如钱先生当年在寒窗下苦读时就知道书中真有黄金屋，可以从书里挖出老蒋的别墅来，那么恐怕他的学术成就会更加灿烂辉煌。